唐先生认为，泰古哲学在本来的意义就是泰古人的根身性相学，即泰古人通过自我反省其根身生长变化的基本情状或性相而形成的学问。
同样也包含人应该尊敬天的方面，因为天有其神圣性（神性）。程朱的性即理和陆王的心即理虽然对天、人关系入手处不同，但在天人关系问题上是相通的。
而人则不能体会天的活泼泼的气象，而不能很好地受惠于天。天人合一不仅是人对天的认知，而且是人应追求的一种人生境界。知天而不畏天，就会把天看成是一死物，而不了解天乃是有机的、生生不息的、刚健的大流行，畏天而不知天，就会把天看成外在于人的神秘力量。因此，人不仅应知天（知道天道的规律），而且应该畏天（对天应有所敬畏）。由于了解了天和人的相即不离的内在关系，那么我们就可以较深刻地把握天的神圣超越性和义理的关系。
作为天的一部分的人，保护天应该是人的责任，破坏天就是对人自身的破坏，人就要受到惩罚。人既为天所生，又与天有着相即不离的内在关系，那么人之本性就不能不仁，故有爱人利物之心。步入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黑格尔的哲学渐渐处于被遗忘的状态，其辩证法思想也很少有人问津。
中国哲学史、西方哲学史等各个哲学的分支，都可以看到不少研究论著。如上所述，在当代思考哲学问题，需要运用人类文明衍化过程中积累起来的多方面成果，中国哲学、西方哲学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都应理解为建构具有世界意义的当代哲学的智慧之源。从主流的方面看，传统的理想人格主要以圣人为形态，而人格的培养则以成圣为目标。就主体而言，精神由自在而自为，自然赋予的天性逐渐发展为自由的德性，从而达到理想的人格。
一 自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中国哲学经历了衍化和发展的过程。对中国哲学而言，工夫的展开需要以精神本体为内在依据。
中国哲学在古典形态下主要侧重于实质体系。辩证思维的基本要求之一，便在于从整体及过程的视域考察对象，以对其加以全面把握。这一时期，中国哲学的研究与西方哲学的研究呈现某种同步的现象，西方主流的现象学、分析哲学不仅都在中国哲学中得到传播，而且在各个方面得到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和探讨。一谈到西方近代哲学，便常常批评所谓笛卡尔以来的西方近代哲学观念，后者主要被概括为执着于主客、心物的两分，对这种近代哲学的否定，则每每与推崇主客合一、心物不分的哲学观念相联系。
从哲学史上看，不同的哲学家对于这些问题往往有不同的看法，理解这些问题，便需要对历史上哲学家的考察加以梳理，这种梳理又并非仅仅满足某种历史的兴趣，而是始终包含理论的关切，在这里，史与思、哲学史的回溯与哲学的研究呈现互动的形态。就思维方式而言，如何超越知性思维，同样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相应于疏远辩证法的立场，知性成为普遍接受的思维方式，在各种形式的划界、区分中，便不难看到这一点。进一步，认识论上的知行之辩与心物之辩，逐渐引向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
在人对天的作用过程中，人逐渐走出自然，成为自然的他者。由进化论，又进一步演化为唯物史观，从社会经济的变动考察历史过程，成为新的历史视域。
从本体论上看，中国哲学主要以性与天道方面的论题为关注点，西方哲学则常常指向何物存在、如何存在等问题，这些具有形而上学意义的问题，都是哲学研究之域题中应有之义。从实质的层面看，心理变本体之说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视为对中国古典哲学以上思想的现代提升。
可以看到，分析哲学的总体取向是关注其所谓的哲学问题而疏离于哲学史，这种将哲学史还原为哲学的倾向与中国 20 世纪后半叶以来将哲学还原为哲学史的趋向，表现为不同的哲学进路。哲学变革与社会变革之间的关系，也可以看作是哲学革命进程的延续与深化。进一步看，智慧的探求本身又展开为一个多样化、个性化的过程。以历史观而言，传统哲学对历史的理解往往与变易观念相联系，同时，其特点往往在于通过回溯过去以指向理想之世。这种经过分化而重建的合一，不同于未经分化的原始合一，笼统地以凡合皆好，凡分皆坏理解天人关系，显然既没有看到作为重建合一历史前提的分的意义，也未能注意到重建的合一对原始的（混沌的）合一之超越。与之相联系，考察 20 世纪后半叶以来的哲学历程，首先需要简略回顾整个近代中国的哲学演化过程。
从哲学的革命进程看，中国近代哲学展开为多重方面。认知、评价、规范统一的背后，涉及世界是什么、世界对于人具有什么意义、世界应当成为什么形态（如何按照人的理想去变革世界）等问题。
在现代哲学中，实用主义便往往由注重特定的问题情境、将概念加以工具化而表现出对哲学意义上的精神本体的消解。形式体系则注重在形式化的系统中，通过概念的重重辨析、理论的层层推演而展开较为严密的哲学构架。
从无知到知又从知识到智慧的飞跃，既是知识论的问题，又是元学或本体论的问题。如所周知，哲学的本来形态，表现为智慧的追问和智慧之思，作为现代汉语的哲学是对西语philosophy的翻译，而philosophy则涉及智慧。
在现代哲学衍化过程中，上述知性思维方式以不同的方式表现出来。与哲学的专业化、学科化相关的是中国哲学、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分离：后者可以看作是哲学的学科化、专业化的自然延续与展开。中国哲学中出现的学科化、专业化偏向，从一个方面折射了世界范围内哲学的以上历史演化过程。进一步看，20 世纪 50 年代后，哲学的革命进程与哲学的现代趋向之间往往呈现互动的格局。
在这段时期，各个具体领域中也出现了多样的研究成果。从学科与超学科的关系看，在肯定哲学具有学科形态的同时，需要关注其超越学科的性质，避免不同的哲学分支之间形成壁垒分明、画地为牢的格局。
以心物、主客关系的讨论而言，晚近以来主流的哲学趋向是凡合皆好，凡分皆坏。从哲学之思看，两者都呈现各自的偏向。
从更广的视域看，哲学领域中包含的问题，往往古老而常新 ：古希腊、中国先秦时期所提出的问题，在后世都不断地被审视并重新加以讨论，可以说，每个时代都以不同的方式关注以往的哲学问题并对此作出新的理解。从认识世界与认识人自身的维度看，以知性思维的泛化为哲学思考的进路，显然难以真正达到真理性的认识。
大致而言，中国近代哲学的衍化呈现两重形态。然而，随着近代大学的形成，哲学逐渐成为大学中的一个学科，哲学也由此具有了学科性的特点，这是一种历史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现象。就此而言，无论是将哲学史还原为哲学，还是把哲学还原为哲学史，都需要加以扬弃。其一，借用冯契先生的看法，其演进表现为哲学的革命进程。
实质体系主要侧重于围绕某个核心观念展开相关哲学思想。在理论层面上，这样的讨论也许没有提供很多新的看法，但在实践上又确实产生了重要影响：它在某种意义上成为开始于 20 世纪 70 年代末的中国社会变革的先导。
在这里，重要的是对辩证思维予以必要的关注。就哲学的现代走向而言，近代哲学的演化过程首先表现为实质意义上的体系开始向形式的体系转化。
这样，形式上的推崇辩证法与实质上的侧重知性划界，往往并存，这种现象显然疏离于真正意义上的辩证法：真正贯彻坚持辩证法，便应该扬弃这种简单的、非此即彼的划界方式。在伦理学中，对德性与规范、成就人与成就行为关系的探讨，便既涉及历史的考察，也关乎理论层面的关切。